影片以“社會問題劇”為基本形式，令30—40歲年齡段女性所可能遭際的多種危機、歧視和犯罪，像放幻燈片一樣一一降臨到了同一女性身上。影片處理問題的基本邏輯還是向外求取的，它暗示解除了這一切社會權力結構的壓迫之後，女性就將迎來一片新天新地。對此我更認同一位友鄰短評中的認識：“從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到金智英，問題其實沒有變過，但所有人理解這些問題的時候，都會條分縷析把原因歸結到男性、社會習俗、婆媳關係、傳統觀念等現成的答案裡，彷彿人就是社會的受宰治物，但是，人與社會結構永遠處於復雜的互動中，人對於社會的反應實際上既有被迫的也有主動的——我們害怕獨自面對荒野、棄絕一切社會規則，你很難說金智英小時候表現出來的那些乖巧是受習俗壓迫的結果，有可能，妈妈的绣感只是我們變成一個社會人的主動選擇。”2020年5月16日午後於海甸島。